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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戏曲音乐界的大才子于会泳
    发稿作者:管理员   ‖  发布时间:2015-7-22  ‖  

          戏曲音乐界的大才子于会泳

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高玉山

    于会泳,1926年出生,乳山市海阳所镇西泓于家村人。他出身贫苦农民家庭,但刻苦好学,天资聪慧,自幼酷爱当地的民歌、秧歌、大鼓和京戏,并通过自学掌握了二胡、笛子、三弦的演奏技巧。

    1942年,于会泳在海阳所小学任教期间成为抗日救国宣传的积极分子。19469月,他瞒着一手把他拉扯大的母亲,徒步三天,奔赴莱阳,凭自身过硬的音乐美术才能,考入了胶东文工团。在文工团里,他如鱼得水。除了办黑板报、画宣传画、刷标语、在乐队当主角三件乐器一人兼奏外,还经常在京剧和歌剧中充当反面配角。这期间他靠着在音乐上的聪慧与悟性,学会了谱曲、编导及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。后来又在胶东东海军分区独立团某连任文化干事,1948年在“前线剧团”任乐队伴奏员。在这几年里,他学会了谱曲、编导及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,并整理出版了《胶东民歌集》。

    194910月,已经转业到烟台文工团的于会泳作为音乐骨干,被选送到位于上海的中央音乐学院教育专修班学习,11月加入共产党。于会泳刻苦用功学习,经常熬到深夜,苦心揣摸民歌、曲艺以及西方音乐的精义所在。他迷恋于音乐的蓝色海洋,如痴如醉,魂不守舍,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见解,音乐感受力日益精细。入学不久,他就创作了自编自导自演自作曲的小歌剧《夸女婿》。在新年音乐会上,他饰演剧中的老头,沙哑的嗓音和夸张的表演,为小歌剧增添了戏剧色彩,博得音乐学院师生的称赞。在演出队下工厂的演出中,《夸女婿》成为压轴戏,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。

    19509月,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的音乐工作团成立,于会泳因学习成绩优异被任命为创作组组长。195211月,调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室民乐系研究员兼教员,19565月,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专业教研室主任。

    此期间,于会泳在专门研究民族音乐的同时,对民歌、曲艺、京剧、地方戏曲及西方古乐曲也一一涉猎,同时积极主动参加多项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,并专门回山东采风,整理出版了《山东大鼓》《胶东民间歌曲选》等著作,创作了《陕北榆林小曲》《单弦牌子曲分析》等专著,均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,创作的民族管弦乐合奏曲《闯将令》被中国唱片公司灌制成唱片广为发行。

    于会泳在音乐理论研究的同时,还开始创作发表歌曲,他的歌曲,大多旋律优美流畅,且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,特别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表的《渔歌》《杨柳叶子青》《伟大的毛主席》《北京的朝霞》《运粮号子》《幸福花开遍地香》《不唱山歌心不爽》《女社员之歌》《新木兰辞》《瞄星星》《党的恩情长又长》《非洲在怒吼》等歌曲,不仅在当时及以后的音乐刊物、歌曲集一再被选载引用,而且还灌制成唱片大量发行。对他数量不多却每首歌均具特色的创作歌曲,上海的音乐界人士给予很高的评价。196210月,他晋升为讲师,并任民族音乐理论系副主任。1964年,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在一次《关于创作经验的专题报告》中曾这样讲:作曲者最好能成为民间音乐的“宝库”,懂得很多,如于会泳同志就是这样。

    20世纪60年代初,于会泳在民族民间音乐上已有了极其丰富的积累,为此他结合民族化实际创作的需求,在上海音乐学院先后开设“民间曲调研究”和“腔词关系研究”选修课。这两门课引起国内音乐学界和作曲、声乐人员的极大关注,并给予非常高的评价。直至今日,从事民族音乐学的专家学者,还一直公认他当年的这两项研究,是中国民族音乐学从单个曲种、剧种、乐种、歌种向整体形态研究拓展的一个重大突破和标志。他撰写的《关于我国民间音乐调式的命名》和《关于辨别调式问题》的论文在《音乐研究》上发表,建议调高沿用西洋音名命名,调式以传统的宫商角徵羽命名,并提出“主宰音程关系”的新概念,引起音乐理论界的重视,被普遍采用。撰写的《民间曲调研究》《腔词关系研究》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和专修科的指定必修教材。1964年他在《上海戏剧》上发表《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》,展示了他对京剧理论独到的精辟见解。

    1964年,为迎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,已经很有名气的于会泳被借调到上海京剧院“戏改创作小组”,以全部精力投入《海港》的唱腔作曲和《智取威虎山》的唱腔后期润饰工作。后又参加《杜鹃山》《平原作战》《龙江颂》等京剧的音乐创作。于会泳在京剧艺术形式的探索上,成功地解决了京剧音乐的继承与革新问题。他勇于打破唱腔流派,打破唱腔行档,打破旧有格式,在唱腔设计上吸收地方戏,曲艺的旋律入京戏,并将交响乐移植入京剧,把传统京剧唱腔同西洋乐紧密结合在一起,使设计的唱段既不离京剧正宗,又有新的开拓和突破,这无疑是京剧史上里程碑式的创举。“于会泳框架”的成功,扩大了京剧观众群体和发展空间,推动了中国传统戏曲的现代化革新和西方艺术的中国化融变过程,为中国戏剧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和借鉴。时至今日,《智取威虎山》等一些样板戏的优美唱段仍然被人们津津乐道和吟唱。

    “文化大革命”刚开始后,于会泳被上海音乐学院定为“三反分子”看押监督,接受批判,参加劳动,并受到抄家的冲击。由于他在1965328日《文汇报》上发表的《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》的文章博得“文革”“旗手”江青的青睐,于是他也就在半梦半醒之间加入了他们的阵营,自此命运发生巨大变化。他不但不会受到冲击,而且还成了无可怀疑的“正确文艺路线代表”。他先后担任上海京剧院、上海音乐学院、上海市文化系统领导,并主持、参与批斗贺绿汀的大会。19694月,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中共“九大”,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,被增补为上海市革委常委。19738月,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,同时调国务院文化小组工作,19751月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。于会泳受到江青赏识后,按照江青旨意做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情。197610月“四人帮”被打倒后,于会泳被定为“江青反革命集团”成员而隔离审查,1977831日自杀。

    于会泳是20世纪中国戏曲音乐界的大才子,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,因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卷入政治浊流而得到悲剧下场。他的一部“戏剧人生”也是“悲剧人生”。 

   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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